罗素在《西方哲学史》的末尾总结了他对哲学的基本态度，最后有信心地宣布：“哲学放弃了一部分武断的浮夸奢求，却仍继续提示启发一种生活方式。”显然他肯定的是一种由“科学的实事求是”带来的冷静和明晰所洞穿的现代的生活方式，与之比较而言的是传统的哲学所秉承的繁复的、自以为是的、形而上学的研究及与之相关的生活样态。这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普遍的现代人的自信。有趣的是，遵循这种思想，他把关于叔本华的一章安排在了拜伦与尼采之间，三个人像是一堆混合炸药，似乎预示着某种将如期而至的混乱。
拜伦是影响到欧陆思想的浮夸虚伪的文学家的代表，尼采以一位“文艺性的哲学家”旧贵族式的狂妄重新开启了一个新的哲学革命的未来；文学与哲学历史性地又在此达成了合谋，在与此密切相关的两位重要人物中间，叔本华既兴致勃勃又窘迫而困惑。虽然他本身也有着强烈的文艺倾向，是最具有艺术修养的美学家之一，然而作为一位被认为总的来说信守传统形而上学的学院外的“学院哲学家”，在这堆混合炸药中他代表着身前的一大批传统哲学家，除开过渡性作用外，像是早应被抛进哲学博物馆的传统中的传统。
传统在大多数现代人的意识中是被充分戏剧化了的。一方面它是作为对立物的形象出现的，被想像的原因无非是要反过来映衬出现代的高大的胜利者的形象，这里不免有一股小布尔乔亚趣味的英雄传奇的味道；另一方面，传统被当成一种可资反复无礼索求的“资源”，是被再掠夺、再利用的对象，是一种理应汩汩流出合现代人口味的新产品的源头活水，这次倒像是野孩子认了父亲，不过又有点一厢情愿，完全出于对理论的个人好恶，像是一场变相的讹诈：“我可是您的儿子，您要是不给钱，我可就——”在这种境遇下，一种客观公正的认识立场是很难建立起来的，无可厚非的时代的自尊自信也很大程度变成了傲慢无礼的自高自大。无限永动的创造、超越和先锋是最大的现代神话，对于学术研究也是如此。与这一神话相对的一切面向历史、传统的客观、细致和无明显“现代价值”判断的研究被毫不留情地打进了“传统”学术的冷宫，不再受人重视。金惠敏先生的这本《意志与超越——叔本华美学思想研究》是仍敢于执拗地承担起这种“传统”的恶谥，敢于以诚实的知识解读和理论辨析来显示研究者的朴素的时代情怀和前人理论当下意义的研究成果。
叔本华在中国一向不是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哲学家、美学家被人们所绍介的，而是远远地躲在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的西方理论背景的场景之中。文化比较、文化反思的意味淹没了他的理论的整体轮廓，他的理论被无情割裂。一旦失去了直接的理论“效益”，便更被迅速地抛进了“传统”学术的故纸堆，何况它又是属于与我们不同的另一种传统。
于是，叔本华在中国人眼里的形象不免有些古怪，他的古怪——理论上的、性情上的——甚至每每让人忽视他的理论的深度和复杂性，除了一本《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和几则常被人提起的寓言、警句外便再也没有其他的记忆了。他法国式的独身，对东方哲学的喜好，浓重的悲观主义的阴郁，还有身边那只取名“宇宙精神”的鬈毛狗，所有这些让人觉得他身上凝聚着的是西方文化中一个与众不同的侧面。首先，他走出了西方理性主义的限域，在非理性主义的视野里高张意志的大旗。其次他拓展了西方哲学的边界，大胆向东方式的悲观的神秘思想靠拢。这都很大程度上投合了中国人的理论趣味：柏拉图理论的精义和表面看来似乎明晰了许多的康德哲学满足了对西方文明快餐式理解的欲望，他的东方情结又赢得了中国人的理解（误解？）和同情心。也许正是因此，王国维才欣然丢开了艰涩的康德一头扑进了叔本华哲学的怀抱。而真正的叔本华似乎仍在德累斯顿。在助长这种轻浮方面，老罗素其实也是难辞其咎，《西方哲学史》叔本华的思想部分显然被他纠缠于生活细节和喋喋不休的道德指责给冲淡。
金先生的书似乎正是为了补苴百多年来各方面叔氏研究中的罅漏而来的。前五章对叔本华哲学的体系构建、内在矛盾和各方面对它的责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重新阐释和解答，叔本华的美学大厦在根基部得到了一次拯救。美学本体论、艺术本体论和审美认识论部分，作者辩明了叔本华美学柏拉图主义的浓重印迹，确定了他与康德、柏拉图和印度哲学之间的渊源关系及其发展改造的脉络。新鲜的见解更新了叔氏在人们心中死板、阴沉的印象，使这个老体系重新具有了生机和活力。精细的对前人理论的论述又被他证明不光只能是严格思辩性的，其实完全可以充满创造和想像力。这集中体现在作者对叔本华美学中的天才论、想像论的创造性发掘上。在理解宽容了叔本华的逻辑基础和时代间的天然差异后，金先生发掘出的叔氏的“纯粹认识”的天才观、天才与疯癫关系的现代指认和作为哲学和批判的功能的想像论，其实意在试图寻找“传统”理论在当下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寻找不再是对“传统”的无理苛求，倒毋宁说是在举行与前人的午后茶会，在倾听之后，老实地告白：“我们可否这样思想，我们还能怎样思想？”
对于金先生的论点，在此一点也不打算转述，大概这也算一种古典情怀？——再没有比认真的阅读和轻轻的思考更令人欣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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